问：自昔失驭，盗据中原，其初为刘聪、石勒，其中为苻坚，又其后为元魏。方祖士雅在河南练兵积谷，欲取河北，庾翼兄弟志在灭敌，违诏移镇，然勒、虎尚在，则皆徘徊而不敢进。苻坚之盛，灭燕取邺，虽以桓温之强，不敢再谋关中。魏自朔幕而迁平城，至魏太武尽并北方。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谋河南，虽尝得滑台，下潼关，再举再衄，魏兵卒瓜步，元嘉之业衰焉。其后魏孝文出而迁洛阳，制礼作乐，太和之政几于近雅，而兵威所加，已次汉沔，皆以其强也。江左谋臣不敢北望。然则外域之盛衰，岂非中国之强弱耶！然勒卒而虎毙，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数，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，此机会也。褚裒气势不能进取，此不足责。桓温伐秦，西至霸上，耆老垂泣喜见官军，而咫尺长安而不渡灞水，竟以退归，何耶？苻坚折北而归，谢安欲乘苻氏倾败，开拓中原。谢玄据彭城，刘牢之据鄄城，河南城堡次第归附，兖青司豫相继皆平，此机会也。然苻丕请降，慕容垂北遁，牢之已屯邺相城，大功垂成而卒以召还，又何耶？自苻坚破灭，姚苌遂据关中，国号大秦。姚兴继之，好事虚名而少实用。姚泓继之，懦而乖争。刘裕数道伐秦，执姚丕于渭桥，其功伟矣，已克长安，竟舍而归，又何耶？元魏之乱甚于坚、勒，其始分为东西，其后西魏为宇文泰所篡而为周，东魏为高澄所取而为北齐。周、齐相并亦涉数年，江南足有可乘之会，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乱，用陈庆之送元魏人颢还洛，凡五十七战，克三十二城，功非不俊，而卒不能有。陈宣帝乘北齐之乱，用吴明彻一举尽复淮南，及再举而争徐、兖，则卒于丧师。夫外国分裂未有如魏，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，此无谋耶？抑外国之盛衰无关于中国之强弱耶？愿并言之。

问：昔晋郭璞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。自南北分裂，历晋、宋、齐、梁至陈祯明三年，薛道衡举璞之言告隋人曰：「此数周矣」。已而隋果克陈，中原复合。夫天地之间非他也，人也。若一断以数，则拱手以待甲子之至，人事何用？然此三百年，南之谋北，北之窥南，凡更几人几战，终不能大同文轨，若真有定数然。太史公曰：「作事常在东南，收功常在西北」。或谓东南土薄兵脆，其势固然。天地变化可限以地耶？然江左经略北方，如宋文帝之挑魏文，陈宣帝之取淮南，不足论已。若桓温东讨慕容，西征苻健，兵锋锐甚，迄无成功。宋武帝英雄未必不如汉高祖，破广固，陷关中，则尝得燕亦不能有秦，此岂得尽罪人事？太史公之说，只恐不为圣哲论尔。今真人作兴，天下大义当浑为一，岂得复论此？试相与推明天运之当然，以破太史、晋人拘浅之说。

圣人以一身之微，临天下之大，惟度量廓然，举天下之大，纳之胸中，而成败得丧，不能为之芥蒂，斯绰绰有馀裕矣。成汤不爱牺牲粢盛，以事葛伯；文王不爱皮币犬马，以事昆夷。汉高祖解平城而归，饰女子以配单于，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，故韩安国称之曰「圣人以天下为家」。光武卑辞厚币，以礼匈奴之使，故马援称之曰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」。盖帝王之度量，兼爱中外之民，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。陛下诚得金使如侯生，则梓宫可还，母兄可复，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。臣闻东晋之所恃者国险也，可以自守，语其攻人则未也。宋文帝自恃富强，横挑强邻，末年遂有百牢之耻。陈宣帝狃于屡胜，进辄不已，自蹙其境。惟齐武帝惩元嘉之败，保守境土，聘问不绝。当是时，外表无尘，内表多裕。梁武帝初有意用兵，及萧宏洛口之败，萧综彭城之败，乃遣使议和，遂得国家閒暇。岂非自守之效乎？今日之事，审彼己之情，校胜负之势，利害相半，虽战无益也。故臣之深思，切以休兵息民为上策。自古大有为之君，所以图为大业，经营庶务，莫急于任贤，莫先于纳谏，莫善于崇俭。今陛下任贤无二，兼听无私而行之，又能躬节俭以先天下，臣之区区复以此进于陛下，此岂陛下之不足欤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，然究其始终，容有可议者。在贞观初，求士如渴，得贤则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惟恐不及。及其久也，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，或累岁信而任，或一朝疑而斥，则是任贤之方，始勤而终怠也。纳谏崇俭，寖不克终，岂非其勤有所未至？惟陛下行之以诚一，则振中兴之业，又何难乎！

国有定法，则吏有定守，民有定向。若二三焉，则惑矣。前法既淆于后令，而旧习固摇于新制，吏民将安所取中乎？遵前则戾乎后，弃旧则不安乎新，扰扰焉适从之无所。故君子当其二三，则求有以一之。一之者，非一诸我也，一诸所安而已。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制。其品章条目，上下循焉，耳目熟焉，所谓安也。历世滋久，必有讲明世变而创为新议者焉，听其言亦切于事，揆诸世亦未戾于民，从其一旦之宜，推而行之，于是有与成法相悖者。今日之言如此，明日之言如彼，积彼此之异，而法不胜其二三，天下始皇惑无准矣。吾将刬去一切权宜之议，尽复前朝世守之法，则是二三而一之，复以所安者遗焉，吏守民向，皆有定而无惑矣，无亦便而易治欤？昔日萧何削秦之苛而为九章，天下便其简当，谓之画一。画一之法，守之以曹参之清净，镇之以孝文之玄默，无增损也。孝武亲崇给捷之士，讲故改制，务以生事相高。张汤、杜周因得舞其智巧焉，敢为纷更而惮其言曰：「三尺律令安在哉？前王所是著为律，后王所是疏为令，宜世是为，何古之法乎」？斯言一出，向之画一者，盖歧中又有歧矣，而不止乎二三也。魏相之相宣帝也，数陈国家便宜故事，以为古今异制，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。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，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。以一汉世，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，有所谓武帝之法焉，为吏若民，宜何从乎？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，所以惩武而遵高也，所以定法而一制也。元帝尝有所关说，而宣帝不肯，以为汉家自有制度，不宜纯用周政。其知所以而一焉，或者相之言有以启迪之欤？虽然，天下之事，不见其害，不知其利。令之布也，知行其意之所可，而不防其二三，则一君之身，有自相舛駮者矣。萧瑀为内史，高祖尝以不即宣敕责之，瑀曰：「大业之世，内史宣敕，或前后相违，有司不知所从。故臣每受一敕，必勘审与前敕不违，始敢宣行」。太宗尝敕选人诈冒者死，未几有犯者，上欲杀之。戴胄处法当流，曰：「敕者，出于临事之喜怒；法者，国家布大信于天下」。卒得不杀。夫后与前不相应，敕与法不相当，此法令所从二三，而天下之所为疑误者也。高祖、太宗曾不知觉，而待萧、戴之正救焉。使微二子，则唐令惟新，自相二三矣。是故天下不可无正救之臣也。

臣闻国于江东者，强则守河，其次则守淮，又其次则守江。长江之境，自西陵至于江都，凡五千七百里。荆楚者，长江之上流也；巴蜀者，荆楚之上流也。限江而守者，当以上流为重。盖自萧梁之乱，巴蜀先陷于西魏。世祖之立，江陵又分于萧察，则江左上流，已非陈有矣。而又自江而北，尽入高齐，自岭以南，举归萧勃，建立弱小，而割据分起，固驱除无从也。陈宣帝以英武之资，承二祖之烈，断然辟朝廷之异论，而奋武以攻齐。吴明彻之师一出，而缘江列戍，望风归附。寿阳之战，一举而生擒王琳，致使皮景和数十万之众畏威奔遁，而淮南之地再为陈有。起江东之弱，以虎视高齐，实自寿阳之役始。当此之时，齐政荒乱，政由群小。寿阳既陷，而齐之君臣酣乐自如，且谓假使尽失黄河以南，犹可作一龟兹国，则长驱席胜，以取乱侮亡者，其机会似不可失也。而吴明彻自寿阳策命之后，遽振旅凯还建康，已而总师再出，才取彭城而止，则是举千钧之弩，特为鼷鼠发机耳。迨夫周既并齐地，而明彻始进兵以争徐、兖，不亦晚乎？呜呼！陈之取齐，不取之于不肖子荒淫之时，而欲强取于强有力者既得之后，甚矣其不知量也！观宇文泰自高欢启难之初，躬以兵卫，诱孝文以入关，既而阴怀异图，以造周之业，盘据于四关之内盖已数世，而巴蜀江陵又相继以附于泰，则后周之势愈强，而荆楚之西门殆不可以骤攻。为陈之计者，莫若东从海、密以举山东，既得山东，则其力自可以敌泰。长江之上流，既与周人共之，而周、陈之势两强相衡，未知其孰胜也。奈何寿阳之役，克复淮南，其在陈人可以进图山东之势，并力而攻之，取齐易矣，而陈人莫之行。自泰建五年，吴明彻已破齐军，进至吕梁，而又四年，则彷徨于吕梁之间，未尝顷步进也。逮至周人汾晋之捷，山东河北之地尽入于周，而东西二秦，遂合为一，则周有馀力，雌雄判矣。而陈人方且起淮南之师，崛强以争徐兖。吕梁之战，仅得一胜，而王轨大军已入淮口，至使明彻之军进退无助，反遇周人厚集之阵，摧于不支。以此而观，则汾晋举齐之后，陈人之出而与周角，是乃趣人之战而犒之兵耳。曷若移敌国之兵，而先发以取齐？全齐既举，则周人且逡巡以退避，而何敢出争于徐兖之间？惟其智谋不广，进取不力，虽履可乘之会，乃抚其机而不发。此其所以坐困于周，而归守江东也。亦尝观周人取齐之迹乎？方齐政之荒乱，周人觇知之，遂谋北伐，自越王盛以至丘崇，凡六总管俱出，自齐王宪以至宇文盛，凡九道分攻。初举全师直指河阴，犹以为抚其背而未扼其喉也，则遽回军以指临青。而周高祖则又亲屯汾曲以督之。既而齐军大溃，诸将谋抚师，而高祖勃然作色，进而入并，又进而入邺，又进而降齐主于青州。盖自吴以下，其进图中原者，亦尝有如是之举乎？故尝谓江左之建国，吴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是不一轨，而师之迭出，终不能恢复中原者，其失有五：庙谟不先定，王师不大举，乘舆不亲征，诸将不分攻，胜兵不勇进。观其拜表辄行者，朝论初不之许；请问筹策者，谋主一无所言，又安有先议抚背扼喉，如周之高祖者乎？讨孽胡之暴者，铠仗才给三千；抗佛狸之强者，精卒不踰五万，又安有六总管之师，同时并出，如周之盛者乎？晋元帝自琅邪一入江东，而终身不肯渡江；宋武帝自关中一归建康，而其后不复再举。虽英才如吴之大皇，而攻城略地，不出襄阳、合肥；立志如宋文帝，而亦未尝亲驾戎辂，一指于河南也。又安有如周之高祖，亲屯汾曲，以督诸军者乎？近攻之兵，出襄阳即不出寿春，出寿春即不出广陵；远攻之兵，入灞上则不入金墉，入金墉则不入广固。谯城、洛阳之师，进无旁助；灞上、枋头之军，退无后距；又安有步骑兼用，九道分攻，如周之胜者乎？赤壁之役，至荆州而遽止；河南之役，守南岸而不进。虽大捷如淝水之战，而不力进以举燕、秦；深入如关中之胜，而不少留以图魏、夏，又安有如周之席胜，入并入邺，而又追逐于广固，以降齐主者乎？呜呼！使江左六朝有一时君大举以图中原，如周人之所以攻齐，则夷狄必不至蔓延于天下，以至于隋，而后能荡平之也。知此，则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复中原者，夫岂江东之罪也哉！

自寻外役，出入三年，缘兄之笃睦，必时存之。宝录兄书，积之盈笥，不得新命，无以自慰，时辄温故，以释其思。有信忘数字，每见手迹，如复暂会（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一。案：《类聚》二十一有陆景答从兄安成王书，考吴时诸陆，无封安成王者，其文亦不类，当是也，今改编入《全梁文》。）。

问：古之言治道者推三代。自三代而下，所可称者莫盛于汉。汉之兴也，创业则有高帝，守成则有文、景。奋然有以大兴汉治者，则莫若武、宣。至于元、成，虽无大功于汉，亦无大恶于天下。此六七君者，皆不害其为贤明之君也。然而高祖以征伐定四方，文帝以仁爱康庶俗，宣帝以赏罚励群下。是三主者，其所尊用未尝先于儒术。在高帝时则有若萧何，在文帝时则有若周勃，在宣帝时则有若霍光。是三人者，其为相未尝资以学术也。夫以未尝用儒之主而辅以未尝学问之臣，宜天下之治委靡而不振也。而言汉治者莫大于高帝，莫盛于孝文，莫明于孝宣者，此何理邪？武帝大兴风化，专意经术；元帝知劝孝宣以用儒，而成帝壮好经书。是三主者，可谓知以儒士为贵者也。考其当时辅相之人，在武帝时则有若公孙弘，在元帝时则有若匡衡、张禹之徒。是三人者，可谓一时之儒宗也。夫以尊尚经术之主而用当世之大儒，宜天下之治光明盛大而不可掩也。而言汉治衰于孝武，毙于元、成，此又何理也？且人主之治乱，辅相之贤否，最为国体之重，不可不讲。诸君子于此究之深矣，试论其所以然者，愿与闻之。

二百年后，当有症人脩破吾城者（《南史》十，陈宣帝脩饰都城，为扦御之备，获铭云云，案，陈太建逆推二百年，当是东晋时刻。）。

臣闻六辔沃若，不策玄黄之马，九成轮奂，无求拥肿之材，何则？蹐蹐之路已穷，梁栋之用斯阙（并《艺文类聚》五十）。

臣闻嘉瑞五灵，既著方策，故名千载，可得而传。是以玄蔡赤文，来表轩黄之政；神龟青纯，用显姬公之德。出自江安，实荷谦夷之庆；甲生毳羽，非宁销谪之徵。实皇家之巨瑞，庶民之休幸（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九。）。

臣闻失晨之鸡，虽不忘于改旦，败驾之马，终取忸于衔镳。臣昔牧淮岱，皇风咫尺，一变至道，易以为政。而乱政莫理，美锦徒伤，岂可复宣六条，阐化千里。

酒泉之实，称于王赋，瓜州之味，记自张文。亦有太冲嗟其夏成，子建畅其寒熟，潘园曜白，孙井浮朱，并见重于昔时，而沾恩于兹日（《艺文类聚》八十六）。

下官安于蹑屩，习以成性。乘坚驱骏，未可厝心。慈渥无涯，每垂奖饰。无复难载之朋，将申共弊之美，濯龙望水，未足俦光。长门听雷，不能均响。

萧仁祖之文，可谓雕章间出。昔潘陆齐轨，不袭建安之风；颜谢同声，遂革太原之气，自汉逮晋，情赏犹自不谐；江北江南，意制本应相诡。

始兴王第五男萧华咨曰：真谛称真，是实真不？令旨答曰：得是实真。又咨：菩萨会真之时，为忘俗忘真不？令旨答：忘俗忘真，故说会真。